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：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。

（《文集·答黄道夫》）依此，则气在形先，是无形的。第一，二程不喜象数，自然不会采邵雍的先天易学而以画卦说解《易》之太极。

（《宋元学案·百源学案》）邵雍的心为太极说，盖指圣人之心与天地之心相同。二程又说，凡有气莫非天，凡有形莫非地。邵雍又有以太极为气的思想。（《观物外篇》）又说：一者，数之始而非数也（同上）。二云：四十九数合而未分，是象太极也，今分而为二，以象两仪也。

王廷相力主太虚之气就是太极，他特别指出《列子·天瑞》篇抄自《乾凿度》的四太说甚有病，非知道者之见（《雅述上篇》）。李塨引唐代易学家崔憬曰：五十有一不用，太极也，不变者也。(34) 李刚《论黄老道》一文更有黄老道是黄老学和方仙道结合的产物一节，以为从汉武帝开始，黄老学和方仙道逐渐结为一体，向着黄老道演变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东汉统治者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诚然，拥有著述的黄老学也是一种言，理论学说本来可以作为行为实践的指导，但黄老学既被世人视为一种术，则它所言必有其具体的实施对象。蓍龟者，圣人之所用也。丁怀轸：《秦汉时期道家思想的演变》，《江淮论坛》1992年第1期。

参见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810页。(20)陈鼓应：《关于先秦黄老学的研究》，丁原明：《黄老学论纲》，济南：山东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2页。

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，不杀生，专务清静。(54)如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(第3188页)载：桓帝即位十八年，好神仙事。又载太上老君谓寇谦之曰：宣吾新科，清整道教，除去三张伪法，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。(56)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载桓帝曾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，(57)还曾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，并亲自祠黄老于濯龙宫。

《三国志·吴志》又载陆逊上疏曰：昔汉高受命，招延英异，光武中兴，群俊毕至，苟可以熙隆道教者，未必远近。又曰：天文者，序二十八宿，步五星日月，以纪吉凶之象，圣王所以参政也。而汉桓帝以一国君主尊崇黄老道且将其与浮屠(佛教)并重，并多次祭祀老子，其对于黄老道之宗教化的作用，显然比汉初的楚王英更为有力。黄老道家中，帛书《黄帝四经》仅谈治国，《管子》四篇(《内业》《白心》《心术》上下)则是治国治身二者兼顾，而《内业》偏重治身，《心术上》则偏重治国。

⑦《刘焉传》注引《典略》又记： 熹平中，妖贼大起，三辅有骆曜。汉魏及之前所谓道教，多泛指某种(尤其是儒家)道理或教化，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齐景公责晏子曰：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，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。

(26)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，第212页。而‘因循为用则是北方道家所独有之精义。

(35)李刚：《论黄老道》，《宗教学研究》1984年第S1期，第15-25页。(28)见《后汉书》之《光武纪》《樊宏传》《任光传》《淳于恭传》《樊晔传》《梁鸿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85、1125、753、1301、2492、2768页。关于黄老帛书的产生地域，有齐、楚、越、郑诸说。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，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诸子类仅列有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十家，诸子之外则列有数术(含天文、历谱、五行、蓍龟、杂占、形法)(37)与方技(含医经、经方、房中、神仙)(38)两大类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托者形也。

佛长丈六尺，黄金色，项中佩日月光，变化无方，无所不入，而大济群生。刘蔚华、苗润田：《黄老思想源流》，《文史哲》1986年第1期。

⑩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，第1895页。(61)宋任广撰《书叙指南·鬼神祠庙》则称：私室滛祀曰房祀。

因此，以往学界所言推动黄老学向黄老道发展的方士，并非仅属方仙道一系人物，而是应该包括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列方技和数术两大类中的人物，亦即通常所谓方术之士。(48)只是，东汉以前的中国宗教多属初级形态，尚未有比较成熟的宗教出现。

(46)详请参阅李刚：《论黄老道》，《宗教学研究》1984年第S1期，第15-25页。对于上述黄老学由治国向治身的转变，不少研究成果也曾谈及，不过或许是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，以往学界多在列举现象后将原因归结为外在的社会环境，如阶级矛盾的激化、儒家学说的竞争、统治阶层的态度等，(29)而较少考虑道家(黄老学)本身的因素。注释： ①不过，秦汉以后典籍中有黄老学一词，其意却指通常所谓道教。盖公教于齐高密、胶西，为曹相国师。

(33)蒙文通：《晚周仙道分三派考》，原载《图书季刊》第8期(1948年)，又见蒙文通：《先秦诸子与理学》，第133页。(43)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，第1084页。

后来汉桓帝也对黄老道的宗教化起过重要推动作用，如《魏书·释老志》载：桓帝时，襄楷言佛陁、黄老道以谏，欲令好生恶杀，少嗜欲，去奢泰，尚无为。如范埛、林禹《吴越备史》卷四(《钦定四库全书》影印本，北京：中国书店，2018年，第273页)载吴越国王后颇尚黄老学，居常被道士服。

(36)应该说，方仙道及其求仙活动确是黄老学转向黄老道的重要推力，不过，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属方仙道一系人物，而是包括方技与数术两类人物，亦即通常所谓方术之士。东汉以后，史书有关黄老的记载仍然不少，不过其所涉内容却多属于养性治身之范围了，如《后汉书·光武纪》载： (光武帝)每旦视朝，日侧乃罢，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，夜分乃寐。

黄老学的重心由治国转向治身，并在东汉发展成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黄老道，既有着外部环境的影响，更有着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需要。五行者，五常之形气也……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。(45)卿希泰主编：《中国道教史》第一卷，第91、99页。一个重要的问题是，既然稷下先生们著书言治乱之事的目的是以干世主，且黄老学在秦汉时期多被称为术而非学，司马谈亦谓其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，则其内容也应该是可供操作的，而非必为高深玄奥的理论学说。

关于这一点，陈鼓应先生曾在《关于先秦黄老学的研究》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： 治身与治国是道家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(62)苏轼《雷州八首》又言：粤岭风俗殊，有疾时勿药，束带趋房祀，用史巫，纷若弦歌。

此外，佛教的传入曾对黄老道的宗教化产生过刺激，东汉统治者事黄老道，悉毁诸房祀的做法则加强了黄老道作为一种宗教的排他性。姚圣良：《黄帝传说的发展演变与黄老学的阶段性特点》，《青海社会科学》，2008年第4期。

及拘者为之，则牵于禁忌，泥于小数，舍人事而任鬼神。梁宗华：《方士与黄老道论略》，《民俗研究》1995年第4期。